琼州学宫走出的布衣卿相

丘濬陈列馆展出的明代象牙笏板。陈望 摄

丘濬陈列馆展出的拓片。陈望 摄

丘濬相关雕版。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

丘濬雕像。资料图

■ 金满楼

明代海南籍名臣丘濬（1421年—1495年）去世百余年后，万历《广东通志》（成书于1602年）引用生活年代稍晚于丘濬的名士何乔新（1427年—1502年）之语，把丘濬与唐朝张九龄及宋朝余靖、崔与之称为“岭南人物之首”。丘濬历事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期间六转官阶，官至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是海南古代唯一位居宰辅的先贤。那么丘濬到底做了什么，竟能获得“文臣之宗”“布衣卿相”“中兴贤辅”等身后名？

四朝老臣 六转官阶至卿相

丘濬，字仲深，海南琼山人。7岁那年，丘濬之父丘传去世，祖父丘普伤心之余而自题“可继堂”匾额，并书联“嗟无一子堪称老，喜有双孙可继宗”。据丘濬在《可继堂记》中所言，祖父将家族的希望寄托在丘濬兄弟两人身上，希望兄长丘源“承吾世业，学为良医，以济家乡”，丘濬则“拓吾祖业，达而为良相，以济天下”。正如祖父期待的那样，丘濬从小“惕厉自持，不敢失坠”，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代名臣。

据记载，丘濬自小爱读书，勤奋好学，可惜家贫可读之书不多，不得不经常借阅他人藏书，“尝走数百里借书，必得乃已”。丘濬母亲李氏知书达理，她在丧夫后守节教子，时时“课其学业”，从不倦怠。即便丘濬已在京为官，丘母仍不时致书，“戒谆谆以忠谨，图报国为言”。在这种家庭教育的熏陶下，丘濬一步步成长为儒学大师。

正统九年（1444年），首次参加广东乡试的丘濬一举夺魁，成为本次科考的解元。是年，丘濬才24岁，可谓少年得志。可惜的是，接下来的会试丘濬没能再传捷报。直到景泰五年（1454年），已两次在会试中落榜的丘濬以二甲第一名（即第四名传胪，仅次于一甲的状元、榜样、探花）的成绩高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并在散馆后顺利成为翰林院编修（正七品）。

在翰林院为官时，丘濬主要参与了《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等官书的编写。期间，他充分利用皇家典藏图书资源，博览群书，学问日渐渊博，见识愈加精深。之后，他被选为经筵讲官，为成化帝讲解经书。这一阶段，丘濬仕途一帆风顺，先后晋升为侍讲（正六品）、侍讲学士（从五品）、翰林院学士（正五品）。成化十三年（1477年），丘濬任国子监祭酒（从四品），因治学严谨、为人正派受到学子尊崇。

弘治帝即位后，丘濬升为礼部尚书并掌詹事府事，同时担任《宪宗实录》副总裁。弘治四年（1491年），《宪宗实录》修成，丘濬被加封为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行宰相之职。在海南古代史上，至此位者仅丘濬一人。弘治七年（1494年），丘濬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后，他以年事已高、精力不济再三请辞，但弘治帝极力挽留，不予批准。弘治八年（1495年）二月初四，丘濬在任上因病去世。弘治帝得知消息后，下旨辍朝一日，赙宝钞一万贯，追赠“太傅”，并谥“文庄”。

对于丘濬一生功业，在之后万历和天启朝两度出任内阁首辅的叶向高曾评价说：“孝陵十八年治平，实自公启之。经国大业，舍公将谁归哉！”这一评价并非溢美之词，可谓持平之论。

著述资政 立正求实为表率

在担任国子监祭酒期间，丘濬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著作《大学衍义补》。《大学》为四书之首，《大学衍义》为南宋真德秀所著，不过丘濬认为该书存在不足，未能真正解决“治国平天下”的实际应用问题。为此，他在十年间殚精竭虑，用尽平生学力，最终写出了160卷的《大学衍义补》。

《大学衍义补》成书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弘治帝1488年继位后，丘濬上呈此书，以求推广。弘治帝阅后，称赞该书“考据精详，论述赅博，有裨政治”，并下令刊印发行。

丘濬为官数十年，对当朝弊政可谓了然于胸。为了“广充格致诚正之功，用臻修齐治平之效”，丘濬穷搜古今治国理政的典型事例，一事一例，条分缕析，务求经世致用。在《大学衍义补》一书中，丘濬从政治、经济、教育等诸多方面陈述了治国理政的十二方略，又提出二十二条具体建议。总体观之，其政治理念主要有三点：

第一是民为国本，治国理政应以亲民、养民为重。如其所言，“圣人体天地生生之仁，尽教养斯民之义”，“自古帝王，莫不以养民为先务。秦汉以来，世主但知厉民以养己，而不知立政以养民，此其所以治不古若也欤！”如何亲民、养民？他提出，为政者首先要“制国用”，赋税上应“薄取轻敛”“宁轻勿重”，所谓“治国者不能不取乎于民，亦不能过取乎于民”，只有理顺赋税和经济的关系，才能富民强国，天下太平。其次，丘濬认为“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为此，他分设“蕃民之生”“制民之产”“重民之事”等十条子目展开论述，目的是引起官员对发展经济的重视，以真正改善民生、增强国力。

第二是立国求正，帝王和官员尤其要做表率。在十二个方略中，丘濬将“正朝廷”作为首要，其中又以劝帝贤明为根本。弘治五年（1492年），丘濬借天降异象上言：成化年间彗星三现，遍扫三垣，又有地震发生。近来彗星重现，地震天鸣不已，怪鸟宫中鸣叫。这种异象，令人警惕。陛下应修身清心，以立根本；同时要节约财物，勤于政务，不可偏听偏信于阿谀求宠的小人。如此一来，天灾才能消除。对于官场弊政，丘濬提出要“严纪律，正百官”，以法纪和道德对官员实行双重约束。此外，丘濬认为求正应从基础做起，尤其应在教育和教化上下功夫，因为后者的正邪兴衰直接影响到国家治乱和社会风气。

第三是治事求实，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丘濬从政后，一直保持求真务实、清正勤勉的作风，不被虚名所惑，为朝中大臣所钦服。在翰林院任职期间，他参与编撰过多部重要的官修史书，包括《英宗实录》《宪宗实录》等。众所周知，修史之人重在史德和史识。在修撰《英宗实录》时，有人为讨好皇帝而提出于谦在“土木之变”后拥立景泰帝的行为是“叛逆”，应按“不轨”定罪评价。丘濬则认为，当时如果不是于谦挺身而出，不但朝廷危险，国家也岌岌可危，黎民百姓将遭受更大的苦痛。尽管后来正统皇帝夺位成功，但于谦的功绩不能不客观评价。丘濬的这一做法，得到后世史家高度认可，如清人王士禛就认为他治史“持论严正”。

从政作为 殚精竭虑献良策

丘濬曾总结平生功业，称自己“一生仕宦，无出国门。六转官阶，皆司文墨。”然而，作为弘治年间的重要阁臣，丘濬绝非那种“以章句相高，以清谈为尚”的书蠹，他是一个学以致用、经世济民的学者型官员。

入仕后，丘濬秉持“明道达用”的初心，无论在哪个岗位，都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担任经筵讲官期间，他认真讲解经书，启沃帝心，为宪宗治国提供方略和思路；他利用主持两京各级选拔考试的机会，发挥考试指挥棒的作用，矫正考风文风，担任会试考官时，大胆对考题“开刀”，出了一道关于考风文风的考题；他发挥所长，写下多首《青宫勉学》诗，勉励太子读书，“光阴驹过隙，一刻值千金；白日休虚度，经书好用心”，字字句句，苦口婆心。

虽是一介文人，在军事上，丘濬也同样有所建树。他曾向朝廷建议海南戍兵专管海防贼寇，不必远调大陆，此议得到采纳。海南官兵免去远徙奔波之苦，自发为丘濬立祠，以示纪念。两广闹“匪乱”期间，丘濬向大学士李贤上书，陈述形势，指明方略，洋洋数千言。成化帝对此十分欣赏，命将此议抄报前线参照执行，后来果然发挥了作用。

丘濬在担任尚书、内阁大学士期间，时常进言，以启发帝心为己任。虽然已年过七旬，精力衰退加之目力退化，他仍给弘治帝呈上《论厘革时政奏》等长篇奏折，以尽到阁臣的责任。在朝中，丘濬一如既往地坚持秉公办事，即便与其他大臣产生矛盾也在所不惜。据《明史·丘濬传》记载，丘濬与同为阁臣的刘健经常发生争论，“尝与刘健议事不合，至投冠于地。”丘濬比刘健年龄稍长，两人的经历和性格比较相似，争论大体属于“君子之争”的范畴。

丘濬一生饱读诗书，多次为保护古籍、延续国家文脉出力。丘濬一直以唐代张九龄（籍贯韶州曲江，今属广东韶关）为偶像，他在翰林院工作时，在内府藏书中找到一本市面上十分稀缺的张九龄诗文集，欣喜若狂，便亲自抄写了一份。1469年丘濬的母亲去世，他在回乡丁忧的路上，专程前往韶州，将抄写的书稿交到当地官员手中，由当地刊刻。弘治五年（1492年），已入阁的丘濬上《请访求遗书奏》，希望朝廷派人访求天下遗书，整理保存古籍，延续古圣先贤之精神。他在奏折中提出了一书多份、多地藏书、专建一栋瓦石材质的楼房专藏紧要文书等建议。孝宗皇帝阅后，采纳了他的部分建议。

丘濬晚年身居高位，但一直保持朴素的生活作风。据记载，丘濬“所居邸第极湫隘（即低下狭小），四十年不易”。以丘濬的身份，实属难得。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济困救贫，帮助邻里乡亲。弘治八年（1495年）丘濬去世后，其遗物除皇帝赏赐外，只有图书万卷。

明人焦竑在《玉堂丛语》中评价丘濬：“世称丘文庄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好学一也；诗文满天下，绝不为中官作，介慎二也；历官四十载，仅得张淮一园，邸第始终不易，廉静三也。”斯人已逝，但这种好学、正直、廉洁的从政品质仍值得后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