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忧民生

　　原标题：经世致用忧民生

　　丘濬塑像。李幸璜 摄

　　琼山邱氏祖祠。（因历史原因，海南丘氏后人多用“邱”姓） 资料图

　　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阐述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学思想。资料图

 

　　文\本刊特约撰稿 邱仁义

　　“尚书宰相门第，理学经济名家”，这是坐落于海口市琼山区金花村的琼山邱氏祖祠门口的一副楹联。它确切地告诉我们丘濬在位时显赫的地位和身后获得的崇高名望。丘濬一生博览群书，由于知识渊博、著作等身，被称为“通儒”“著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游弋书海研究学问的同时，一直坚持经世致用，把目光投向社会现实问题，提出了许多超前于时代的经济思想观点。

　　最早提出 “劳动创造价值”论

　　作为我国明代中期著名的经济学家，丘濬的经济思想不仅涉及面广，而且有着独到的见解和相当的理论深度。他提出“劳动创造价值”论，比欧洲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提出“劳动价值论”要早173年。可以说，丘濬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劳动创造价值”的人。现代经济理论界称丘濬为“15世纪卓越的经济思想家”。尽管丘濬已去世五百多年，但他的一些经济主张和观点，对我们当前的经济建设仍有启发和参考价值。

　　在封建时代，由于封建政权对商品经济的垄断和限制，给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和阻滞。因此，丘濬提出应放宽民众自主经营的权限，开放市场，允许民众自由交易，使商品自由竞争，扩大商品流通，增强商品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满足民众生活和生产的需求。而且，自由竞争还可以提高产品质量稳定物价。“有者得以售，无者得以济，斯民可遂其欲。”“人各持其所有，于市场中相互交易和竞争，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各求其所欲。”这是发展商品经济的最好途径，是实行经济自由让民众获得财富的途径和机会，如此“则人无不足之用，民用具足，则国用有余。”为保证国家经济长盛不衰，必须“居安思危”“安富保富”，要有“全盘观念”，全局考虑合理规划，切实执行，以促进商品流通、市场繁荣、经济社会发展。

　　丘濬提倡发展海外贸易，建议取消海外贸易限制，认为这对国家和百姓都有利。具体而言，海外贸易的盈利率很高。允许海外贸易，可以增加百姓的财富，国家也可以从中征税，增加财政收入。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而财富来源于自然界，必须通过广大民众的劳动才能创造出来。劳动价值多少，由人们付出劳动的大小、多少决定，这也就是“劳动创造价值”论。劳动价值的创造，是一个各方一起努力的过程，政府应建立专门部门、机构进行指导，制定规矩，解决出现的问题，释放出社会的潜力和创造力，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农，天下之本也”

　　丘濬非常重视农业。明代中期，土地兼并之风日益严重，大量农民因此失去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更加贫困，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在这种情况下，丘濬提出“配丁限田法”，即一丁只允许占地一顷，超过一顷者，没收入官，由官方售给没有田地的农民。买田地者也只能买一顷，不能多买；限制皇亲国戚、利益集团多占田地，如多占，同样没收充公。

　　丘濬认为，要强国富民，必须重视农业，“农，天下之本也”。他建议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发展生产，严惩弃荒者。一定要使田间地头“耕夫繁忙，宅家织机声响不断，人人有业，家家有本，无游手之民，未做之技，家给而人足，盗息而讼简，民所为生者盗固，所以藏富者益厚矣”。

　　尽管丘濬的思想观点非常有利于富民，有利于发展农业，也在朝堂上受到关注，但因为受到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制约，推行阻力很大，许多主张无法落地执行。尽管如此，他的一些农业方面的观点为后世的农业改革带来了启发。

　　赋税须“薄取”“轻敛”“宁轻勿重”

　　赋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赋税收入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治国者，不能不取乎于民，也不能过取乎于民。”赋税的基础在于经济，经济的兴衰决定着赋税的丰乏，必须理顺赋税和经济的关系。丘濬认为，赋税必须“薄取”“轻敛”“宁轻勿重”，反对国家随意征收赋税增加民众负担。他说：苟国无事，仓廪弃粈，若汉文帝之三十税一，除尽田租，君子也不以为非也。他认为，轻税有助于富民，有利于扩大税源，最终也会促进赋税的增加。轻税，则“土地无荒，桑柘自繁，尽力耘耘，地有余力，人日益富，兵日益强”；重敛，则“地力有遗，人日益困，财日益匮”。

　　为确保轻税的政策得以实施，丘濬还提出了具体建议：立法，防止封建君主巧立名目法外聚敛；国家在财政支出方面“节用”“不耗其财无益之事，不费其财无用之地，不施其财无用之人”“不当用不用，不可予不予”，裁减冗员、冗费。而且，赋税收入应该用来为民众服务，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财生于天，产于地，成于人，所以其用者君也，君制其用，虽以为国，实以为民”。赋税收入应主要用于兴修水利、疏通河道等公共事业，以及应对水、旱、兵患、意外之灾等不测之需。

　　建议改革货币制度

　　促进商品交易

　　货币是商品流通的直接产物，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商品流通的扩大和市场发展程度的提高，要求国家必须建立相应的货币制度。而明代中期的货币制度是相当落后和混乱的：银币、纸币和铜币三币同时使用。用银铸造的银币，因用材、工艺等问题成色不一，在使用时须称其重量，后按成色折合，再进行换算，流程较多，比较繁琐，容易引发纠纷。这对商品的流通是极为不利的，也会影响到经济发展。丘濬认为，必须改革这种落后且混乱的货币制度。

　　丘濬提出的改革方案，首先是要在三币同时使用的基础上，确立三币之间的地位和关系，形成明确的比值联系，立下规则，分四个方面执行：其一，三币并用，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铜为“下币”；其二，以银计价，标准是银一分相当于钱十文或钞一贯，这样的比值联系“一定而永不变”；其三，切实保护这一规则稳定不变，具体运作为“钱多则出钞以收钱，钞多则出钱以收钞”；其四，银币只许十两以上大额交易，一般的交易则只靠“宝钞、铜钱”完成。

　　通过这样的货币改革，情况大不相同，银币实际上成了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中唯一发挥价值尺度作用的货币。而钱和钞，则成了代表银用于流通的价值符号，三币间的联系得以固立，在一定程度上可改善混乱的货币制度，明显促进商品交易。

　　丘濬是早期市场经济的憧憬者，他对商品经济抱着十分积极的态度。在他入阁后，曾多次向孝宗皇帝上书，论及国家经济改革。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他的很多主张都未得到采纳，获得采纳的部分有的也没有落地执行，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